每一座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都将勾勒出新的城市天际线。 这些优秀的建筑就像具有独特气质的名片一样，往往成为一座城市未来的显性基因。
作为中国最年轻的一线城市，深圳曾经是摩天大楼增长最快的典范。 从一个边境渔村转变为现代化的世界级特大城市，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
深圳第一高楼——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受访者提供
160米的国贸大厦、384米的地王大厦、441米的京基100大厦、600米的平安金融中心是四个不同时代的标志性建筑。 建筑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有同一个见证者、建设者——中建科技旗下中建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首席专家陆建新。
“铆接”40年来一直奋战在建筑第一线。 被誉为“中国建造摩天大楼第一人”的他，从最底层的测量员做起，逐渐成长为钢结构建筑施工领域的专家。 他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见证了中国超高层建筑从无到有、中国钢结构建筑技术从落后到先进的全过程。
2020年，卢建新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受访者提供
“荣誉属于过去，我会继续创新，做好项目。” 如今，年近六十的陆建新谈起建筑，依然光芒四射。 他希望用自己剩余的精力帮助更多的年轻人共同进步。
拼出“深圳速度”
陆建新与深圳的缘分，始于1982年的一封信。
那一年，18岁的卢建新第一次步入社会，被分配到湖北荆门330水泥厂工作。 三年前，这个来自江苏海门的年轻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入了南京建筑工程学院（后升格为南京建筑工程学院，并于2001年与原南京化工大学合并，毕业于南京工业大学，学习工程测量专业。
1982年，陆建新刚参加工作。受访者提供
刚到水泥厂几个月，他就收到了同事的来信。 信中提到，他们正在深圳建造一座160米高、50层的大楼，名为“国贸大厦”。 陆建新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当时他见过的最高的建筑只有五层。
因为他不认识“镇”字，他查字典才知道这个地方在广东省，靠近香港。 “当时我就觉得那里会很繁华。” 没有多想，陆建新决定南下，也去深圳“开开眼界”。 赶上南下大潮，每趟列车都人满为患，就连过道也挤满了怀揣梦想的年轻人。
经过一站20多个小时，颠簸摇晃到达深圳。 走出罗湖火车站的那一刻，年轻的陆建新心里充满了失望。 这和他想象的不一样。 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低矮的建筑和泥泞的道路，“就像一个正在施工的大型工地”。 但他立即调整了心态——对于一个建设者来说，最值得自豪的不就是“拔地而起的高楼”吗？
当时，国贸大厦刚刚挖好一个大基坑，旁边的七八层楼上挂着醒目的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句话也深深地印在了陆建新的心里，他开始期待国贸大厦建成后会是什么样子。
建筑工人住的是毛竹搭建的简易房屋，陆建新称之为“竹屋酒店”。 屋顶上铺着芦苇席，木板隔板人走动时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如果有很大的动作，就会有摇晃的感觉。 夏天酷热难耐，只有台风可以缓解一下，但也有整个屋顶被吹走的风险。
作为工地上的测量员，陆建新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国贸大厦丈量放线、“测高”。 国贸大厦一天天变高，成就感让他忘记了工作的艰辛。
160米高的国贸大厦是当时中国第一座超高层建筑，并没有太多的施工经验可供借鉴。 最初，施工现场采用的是传统的模板施工。 “就像在农村盖房子一样，一层一层地盖，等混凝土干了再继续盖。” 陆建新说，这个方法大约需要10天时间。 如果能盖一层，那么国贸中心需要500天才能建成。
为了提高速度，项目施工团队开发了滑模施工技术。 “‘滑模’就是用千斤顶将整个平台顶起，墙模板固定在上面，减少了拆装步骤，速度更快。” 陆建新打了个比方，“模板施工就像手工作业，生产，滑模施工就像批量生产。”
期望很大，但由于从未实践过，前三个实验都失败了。 然而，团队并没有气馁。 第四次，他们终于成功了。 就这样，国贸大厦以三天建一层的“深圳速度”成功升至160米高度，创造了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
速度的背后，还有扎实的品质打基础。 每20厘米抬升一次的滑模施工，需要陆建新用仪器一次次测量、修正偏差，以保证整个建筑的垂直度。 竣工后，深圳世界贸易中心整体垂直偏差不超过25毫米，远低于当时建筑验收标准不超过30毫米。 卢建新因此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曾经“不可想象”的50层大楼在他的手中逐渐变成了现实，陆建新心中充满了兴奋。 让他没想到的是，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新高度，等待着他一次又一次的刷新。
1 毫米和 384 米
测量钢结构比测量钢筋混凝土结构更困难。 1984年，卢建新参与了深圳发展中心大楼的测量工作，该大楼是中国第一座超高层钢结构建筑，高度为165.3米。
“第二座比萨斜塔即将诞生。” 中国施工队中标后，一家中标的海外公司却发出这样的嘲讽。
外界的质疑，让陆建新暗暗收敛了实力。 “‘比萨斜塔’的意思就是这座建筑歪了，说明测量没做好。我给自己打气，一定要完成测量任务。” 虽然没有超高层建筑，虽然没有钢结构施工经验，但在陆建新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测量达标，深圳发展中心大厦垂直矗立，没有任何倾斜。
1994年广东钢结构工程公司，卢建新担任深圳地王大厦测量师，建造了384米的“亚洲第一高楼”。
当项目建设达到100多米时，尚未安装施工电梯，向上攀登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简单的钢管楼梯。 测量需要来回走动。 钢梁宽0.2米，长十多米。 回想起在百米高空行走的感觉，陆建新还是有些紧张。 “当你走在钢梁中间时，它会有点摇晃，就像走在面条上一样。”
1995年，卢建新在深圳地王大厦建筑工地300米高处拍摄。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即使是在几百米的高空，陆建新也会感到害怕。 他背着十几公斤重的经纬仪，手持三脚架，经常一手操作测量仪器，另一只手紧紧抓住钢柱。 炎炎夏日，钢柱摸起来烫手，我的手心因紧张而全是汗。 有些地方实在是太陡了，他干脆蹲下来，骑在钢梁上，一点一点地挪过去。
随着建筑层层“生长”到近300米，前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 有一次，陆建新正在天空中丈量，看到楼下有一位老太太在向他招手。 他回过招呼后，老太太突然哭了。 后来，领导告诉陆建新，他是一位老专家，看到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工作，感动得热泪盈眶。
用打磨创造灵感的火花
地王大厦的建设也给陆建新带来了更多的学习机会。 项目启动后，请了两名香港测量工程师与他一起进行测量工作。
很快，陆建新就发现对方的测量方法和自己不一样。 此前，他用经纬仪测量钢柱的垂直度，然后计算柱顶偏差； 而香港的测量人员则采用顶部测量，用激光铅锤从下到上逐一测量钢柱，并对每一根钢柱进行计算。 然后爬到柱顶，用钢尺测量钢柱的左右距离参考值。 这样测量比较准确。
在陆建新看来，这种方法虽然危险，但却更加准确。 于是，他虚心向对方学习，结合自己方法的长处，创新出一套“先粗校准，后精检测”的操作流程。
1995年，卢建新（左一）在深圳地王大厦楼顶。受访者提供
不仅如此，香港人还带来了全站仪，以提高工作效率。 全站仪使用的反射棱镜有A4纸那么大，在高空使用不方便。 陆建新自己画了图纸，定制了一个更小的棱镜，大约拇指大小，可以直接放进口袋里。 “这样既安全又省力，而且还提高了准确性，现在还在建筑工地上使用。”
在不断改进的过程中，新的想法不断涌现。 为了解决高空携带三脚架不方便的问题，陆建新设计了一个适配器，用螺丝将其安装在钢柱上，然后将测量仪器直接放置在连接板上，既安全又可靠。准确的。
这样，地王大厦竣工验收偏差仅为25毫米，是当时美国钢结构AISC标准允许偏差的1/3，创造了中国超高层钢结构建筑的世界奇迹测量。 陆建新感叹，“摩天大楼都是以1毫米到1毫米这样的精度建造的。”
“创新是第一动力”
京基100大厦高441米，是陆建新参与建设的第三个“深圳地标”。 2008年开始担任项目经理，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项目提前一年封顶。
陆建新还记得，2010年9月，他爬上了即将封顶的京基100大厦。 他站得高高的，眺望着远处。 拔地而起的建筑中，地王大厦和国贸大厦依然巍然耸立。 这一幕让他莫名的感动。 “三十年来，我参与了深圳三座标志性建筑的建设，我感到非常自豪。”
但下一刻，他又问自己：“未来三十年，我还能为特区做些什么？” 正因为如此，在听说福田区要建设更高的平安金融中心后，他希望继续参与并完成这个项目。 “打造深圳不同时期的地标建筑”的小目标。
但对于当时的陆建新来说，600米高的深圳平安金融中心是他参加工作以来面临的最艰难的考验。
2014年，卢建新在深圳平安金融中心施工现场。受访者提供
塔式起重机也被称为“建筑生命线”。 在高层建筑的建设中，他们负责材料的垂直运输和构件的安装。 陆建新告诉记者，塔机一般安装在建筑物中央的核心筒内，最多只能安装三台。 每台塔机自重约450吨，作业时吊运物料约100吨，加起来为550吨。
为了节省施工时间，业主希望将塔吊数量增加到四台。 但如何修复和拆卸这些笨重的“大家伙”却让陆建新很头疼。 更紧迫的问题是，他发现改变连接方式后，塔机发出噪音。 “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塔吊可能会坠落，发生安全事故。”
三个月来，陆建新彻夜失眠，只想找到解决办法。 经过多次现场勘察，他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根源——为了方便塔机拆装，他们选择了销钉连接方式，但销钉之间的间隙过大，导致塔机无法连接。摆动时发出声音。
陆建新连夜设计图纸，找工厂赶制新的别针。 新的别针换好了，不祥的声音消失了，陆建新心里的石头终于放下了。
这个过程的艰辛，他的妻子黄美珊也看到了。 她曾劝陆建新“算了”，但丈夫只是摇头。 临阵退缩，可不是他的风格。 “如果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以后我们仍然会遇到这个问题。”
经过数月的研究和尝试，陆建新团队创新性地将塔架挂在井道外壁上，将拆卸下来的支撑架通过专用索具悬挂在半空中，极大提高了施工效率。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陆建新感叹道，“就像一个450吨重的‘钢铁巨人’在高空‘攀岩’，虽然创新过程让我痛苦，但结果却让我惊讶。”
2015年8月6日，陆建新视察深圳平安金融中心项目顶层施工情况。受访者提供
正是有了这样技术创新的“加持”，工期缩短了96天，节省堆场面积600平方米，实现经济效益7680万元。 这项“塔机悬挂拆卸技术”还于2015年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并在2017年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上荣获“特别表彰金奖”。
“创新是第一动力”。 陆建新意识到，创新带来的效益是巨大的，他的成就也离不开创新。
他带领团队创造了“中国第一立焊”、“中国第一仰焊”、“中国第一厚焊”等施工技术新纪录。 主持的11项科技成果被鉴定为国际领先或先进，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项，省部级科技奖33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52项，国家及省部级工法9项。
从“海拔”到“温度”
如果说三天建成一层的国贸大厦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速度”，那么二十天建成的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院区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速度”。 COVID-19疫情来袭后的“深圳温度”。
2020年初，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蔓延，深圳市政府决定按照要求，加快推进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二期应急院区工程建设“有备不如无用，不用无备”。 陆建新得知消息后，立即从家乡赶回深圳，赶往项目施工现场。
与疫情赛跑，陆建新和他的技术团队与时间赛跑，一天完成设计方案，三天完成施工图，为项目提供了技术保障。 那段时间，陆建新一直没有回家，和一万多名工人日夜奋战。 为了赶工，他经常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
历时20天，应急院区顺利竣工，可提供1000张病床和100名医护人员集中隔离居住的生活区。 夜色下，看着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的灯光，陆建新紧绷的心终于慢慢放松下来。
2020年以来，住建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限高令》，明确严格限制各地盲目规划建设超高层“摩天大楼” 。 一般不允许新建500米以上的建筑。 陆建新介绍，对此，他所在的中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也开始转型推进民生工程建设，包括城市绿道、智慧立体停车库、旧城改造和其他的项目。
回想过去，陆建新感觉自己就像一颗螺丝钉。 “廖鼎”40年来一直奋战在建设第一线。 他见证了中国超高层建筑从无到有、建筑高度从160米到600米、钢结构建筑技术从落后到先进的全过程。 “我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
再过两年，陆建新就到了退休年龄。 他希望自己能够用自己的余力去带领更多的年轻人。 “建筑行业还是讲究‘传授’，我希望我的徒弟有更好的未来，最好能超越我。”
卢建新（左二）在工地与年轻人交流。受访者提供
在陆建新的培养下，团队中40余名年轻技术人员逐步走上项目负责人、总工程师等岗位，其中包括深圳太平金融大厦钢结构项目经理、南京青奥中心钢结构项目经理赵中元。 北京第一高楼“中国尊”负责人王占奎、钢结构项目部经理邵新宇等“80后”人士。 他们已成为中国钢结构行业的主力军，不断承建国内重大建筑工程。
在赵中原心里，陆建新大师是一个严谨、认真的人。 参加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项目时，赵忠远交出建设方案后广东钢结构工程公司，陆建新对他说：“别着急，坐下来，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随后，陆建新一页一页的讲解着如何修改。 短短一个下午的时间，他的细心和温暖也感染了赵中原。
“十几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一幕。” 赵忠远表示，在随后的工作中，他也继承了陆建新的认真和严谨，通过“教导和辅导”带领团队共同成长。
每到一个城市，陆建新都会关注当地的建筑，它们是这座城市的名片。 他最喜欢的是深圳的建筑。 不同的高楼大厦构成了“城市天际线”。 陆建新说，如果从空中看，你会发现深圳很美。 “深圳的高楼大厦错落有致，色彩斑斓，与蓝天搭配显得格外美丽。”
新京报记者 吴彩茜 广东深圳实习生秦伟峰报道
编辑李彬彬、校对杨旭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