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在我国历史中是一个极为崇佛的朝代。在其境内，佛塔的营建十分盛行。到如今，依然留存着大量的古塔。
辽代中晚期创建的辽式密檐塔是辽塔的主要类型，还有少量是辽中期所建的楼阁式塔，以及一种有着特别造型的花塔。然而，鲜为人知的是，除了上述三种类型之外，辽塔还有一种覆钵式塔。
一覆钵式塔的结构及出现在中土的时间
覆钵式塔是我国古塔的主要类型之一，它的祖型是古印度的窣堵坡。这种塔一般有半球形的覆钵体，在覆钵体之上竖立着相轮。覆钵之名因塔身圆形而来，其形状像倒扣的钵盂，俗称“塔肚”。竖在“塔肚”之上的多层相轮呈圆锥形，俗称“塔脖”，相轮之上是塔刹。
过去，传统观点认为覆钵式塔型是在元代随着藏传佛教的传播才开始在中土出现的，并且认为覆钵式塔等同于喇嘛塔。比如，像北京妙应寺白塔（图一），它是在元至元八年（1271 年）由尼泊尔工匠阿尼哥主持进行修建的。
这个观点影响深远。有些以覆钵相轮收顶的非喇嘛塔，像蓟县观音寺塔，许多先贤都曾进行过错误推断。比如，梁思成先生在 1932 年的《蓟县观音寺白塔记》里认为，蓟县白塔“大概是在晚明时期，塔的上部肯定已经坍塌，只留存了第一二层。而第三层只剩下一半，于是就以第三层为基础增加其高度，使其成为圆肚之座，再往上则完全是晚明以后改建的”。圆肚上的八角部分，或许是原物未塌尽的部分，并且是依据原有部分进行修砌的。从其大小和位置来看，或许它是原塔的第六层也说不定。房山云居寺塔，也是下面是辽塔，上面冠以喇嘛塔，这种现象与这座塔颇为相似。另外，日本学者村田治郎在《辽代佛塔概说》一文中，也曾对覆钵部分为后代维修所致产生怀疑，但他不敢肯定。
先贤们因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的信息渠道不如今人。实际上，覆钵相轮的结构很早以前就已经出现在中原地区。如今有许多北朝隋唐时期的亭阁式覆钵相轮收顶浮雕塔留存于世，这类塔的构筑物实物中现存有北齐的安阳宝山灵泉寺道凭法师烧身塔。另外，五代两宋时期南方的宝箧印经塔也具备覆钵相轮收顶的元素。喇嘛塔有著名的西夏青铜峡 108 塔，此塔建于元代之前。
二辽代覆钵式塔的形制
１.前人对辽代覆钵式塔的认识与理解
辽代兴建了一种类型的覆钵式塔。其中最为典型且为人熟知的是蓟县观音寺白塔。但人们一直没有对这种类型的覆钵式塔给予足够重视，并且对其形制的认识一直存在着严重的误区。
（１）早期的认识与理解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最早对这类佛塔进行了研究。前文叙述了梁思成先生在 1932 年对蓟县白塔的推断。在之后的时间里，梁先生获得了几座具有相似特征的古塔的信息。1942 年到 1944 年期间，他在四川李庄进行主编工作。在《中国建筑史》的第六章第七节“宋·辽·金建筑特征之分析”里，他提出宋、辽、金佛塔共有六型。这类塔是其中的一种，即“窣堵坡顶塔”。这种塔的下段与其他类型相比没有太大差别，大多为三层。它的塔顶很大，如同窣堵坡。河北房山云居寺北塔、蓟县白塔、易县双塔庵西塔、邢台天宁寺塔，都属于这种类型。此型较为原始，有可能是因为建塔还未完成，经费不足，所以草草制作了大刹顶来结束此事，从而形成了这种样式，这是很有可能的。然而，它的顶部是否是后世加建的，还存在很大的疑问。
梁思成先生在他主编的《中国建筑史》第六章第六节“五代·宋·辽·金之实物”里提到：邢台天宁寺塔位于河北邢台，它的下第一层塔身以下部分，和其他辽塔是一样的。它上面只设置了叠涩檐三重，并且顶部是以类似喇嘛的窣堵坡作为刹。河北房山县云居寺北塔、蓟县观音寺白塔、易县双塔庵西塔，都属于这种类型，也是辽代所特有的塔型。
梁思成夫妇受时代的限制，他们没有明确确定窣堵坡顶到底是辽代原本的制式还是后世添加建造的，给出的是一个模糊不清、难以确切判断的结论。
刘敦桢先生在 1965 年成书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第六章“宋、辽、金时期的建筑”中，之后未提及这类塔。1979 年出版的潘谷西先生所著《中国建筑史》第一篇第五章“宗教建筑”，共介绍了六种佛塔，也未提及此类佛塔。
（２） 近三十年来学界的认识与理解
20 世纪 80 年代进行考古发掘后，蓟县观音寺白塔的原始形制得以确认。它的现结构形制大致保持了辽代的原貌和风格。然而，这一重要信息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在 2003 年出版的郭黛姮所著《中国古代建筑史（第 3 卷）：宋、辽、金、西夏建筑》等后续成书作品中，对这类佛塔只是简单提及。
近年来出版的一些专门介绍古塔的读物中能看到对这类佛塔的简单描述。但这些介绍内容并不确切。多数读物的作者把蓟县观音寺白塔（图二，右）和房山云居寺红塔（云居寺北塔，图二，左）这两座体量较大的覆钵收顶塔相互参照，然后把这两座辽塔归为一类。
在进行具体介绍时，部分学者认为蓟县塔和房山二塔属于辽代特殊的塔型；还有学者强调房山云居寺北塔的覆钵相轮是后世改动的，同时提到它与蓟县白塔的辽代形制相近。这种模糊的表述常常让读者感到困惑，实际上二塔相似的只是顶部的覆钵相轮，从覆钵往下到塔身存在很大差异塔形钢结构，倘若其中一座的覆钵是后来改动的。在辽代始建的时候，它们是否就不相似了呢？是否就不应该被归为一类了呢？
因此有必要对此二塔的原始形制重新做一个澄清。
２房山与蓟县二塔覆钵体的考古学结论
事实上，房山云居寺北塔是后世所改的。云居寺北塔原本应该是辽代所建的五层楼阁式塔。《白带山志》中有记载：“如今在塔的下二级中，木梯断折了……如今塔顶呈现螺旋状（层层相轮，笔者注），这种情况不相似，由此可以知道不是同时修建的。大概辽代重建的塔是五级，其上的三级不知道在什么年份倾颓了，而塔顶呈螺旋状的，是明初修建的。”2012 年此塔维修时，曾有考古工作人员顺着脚手架登上此塔。据他们介绍，此塔的楼阁部分构造比涿州辽代双塔要简单，属于辽代所建的简易楼阁式塔，像房山天开塔和易县千佛塔这种同种类型的塔就是三层的。此塔的覆钵部分用砖与下面两层楼阁部分差异很大，绝不是同一年代的砖。二层以上塔内的原始状态并非是这样的收顶。顶层肯定是在后世的某次灾害中受到了损坏或者倒掉了。它的覆钵相轮部分是后来添加的，质量不高。有可能就像梁思成先生所说的那样，因为“经费不足”或者其他原因，“所以草率地制作了大刹顶来应付了事，于是就形成了这种样式”。
蓟县观音寺白塔在 1976 年唐山地震后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发现，在现覆钵体内存在着覆钵。现覆钵是后代包砌而成的产物，而内覆钵是辽代始建时的原物。内覆钵之上还有残留的辽代相轮根部。这直接证明了覆钵相轮结构是辽代原构。
由此可知，房山云居寺北塔和蓟县观音寺白塔在辽代开始建造之时，它们的原始形制是完全不一样的。
３辽代覆钵式塔真实形制的分析与探讨
蓟县白塔经考古发掘后，考古人员给出了其复原图（图三）。当时在绘制复原图时存在思维定式，是参照现塔的外观给出了“双檐一座”的复原。并且，这个“座”的具体复原还参照了房山云居寺北塔的覆钵之座。房山云居寺北塔的覆钵相轮结构被后世改动了。以辽代之后改动的形制来当作辽代始建时的复原依据，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这是当时认识存在局限所造成的。
当时蓟县的文物考古人员没有推断出蓟县观音寺白塔的真实形制。他们曾提出河北易县双塔庵西塔、昌平银山宝塔与蓟县白塔有传承关系，然而他们完全没意识到这几座塔本应属于同一类型的塔。
（１） 金、元覆钵密檐组合式塔的形制特征
上述易县双塔庵西塔（图四，1）以及昌平银山宝塔（图四，3）这种样式的佛塔，学界将其定义为“覆钵密檐组合式塔”。在我国，目前还存有几座金、元时期的覆钵密檐组合式塔（包含已经毁坏但留下照片的那些，图四中：2 为北京白瀑寺圆正法师塔，图四中：4 为邢台天宁寺塔）。通过这四座塔的形制，能够总结出以下一些内容。
①基座和第一层塔身与传统辽式密檐塔相类。
塔身往上（包含塔身）不再有辽金塔系通常的仿大木作特征。塔身的转角处不设置檐柱，而是用砖雕小塔或者经幢来代替。辽代密檐塔的第一层檐下有部分是以砖仿木的精华，而这里的第一层檐下没有斗拱和阑普。密檐是通过枭混曲线出檐的，并且都是三层。檐上没有椽飞和覆瓦。
③第三层檐上置半球形覆钵体，覆钵之上为相轮。
上述金、元诸塔看来只出三层密檐，这似乎是一种定制。蓟县白塔与那些金、元诸塔相比，几乎具备上述所有特征，唯一的差别就在于“三层密檐”。由此可以推断，蓟县白塔的原始形制也应该是“三檐”，而不是“双檐一座”，并且在复原其原始形制时，也不需要再参照房山云居寺北塔那明代所改的覆钵之座了。笔者依据蓟县文物考古人员提供的“双檐一座”复原图（图五，2），对其进行了略微修改，随后绘出了自己想象中蓟县白塔的“三檐”复原图（图五，1）。
问题是，上述对形制特点的归纳属于金、元覆钵密檐组合式塔的特征，这些特征是否完全适用于辽代的蓟县白塔呢？虽然金、元距离辽代不远，但用金、元的形制来为辽代古塔做复原，缺乏作为确凿论据的力度。倘若能再找到一座类似的辽塔，情况就会截然不同。
（２） 赤峰静安寺塔的年代与形制
可喜的是，在 2013 年，人们的视野里又出现了一座覆钵密檐组合式辽塔。
①赤峰静安寺塔的年代确定。
赤峰塔子山白塔位于赤峰以南元宝山区的塔子山上。长期以来，它的年代一直无法考证。通常人们根据它的形制和地理位置，认为它是辽金时期的遗存。
2000 年 8 月，在赤峰塔子山白塔所在的山腰出土了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以及汉字“耶律昌允妻萧氏墓志”。早年，“耶律昌允妻创建静安寺碑”流落于宁城县辽中京大明塔下。将这些出土文物和碑记结合起来，最终确定了此塔的年代范围和名称。
塔子山白塔是以其所在的寺院来命名的，应该称作静安寺塔。在“创建静安寺碑”里有记载，静安寺是在咸雍八年（1072 年）建成的，碑记中提到设立了龛和殿，但是没有提及建塔的事情。“耶律昌允妻萧氏墓志”记载，萧氏在大安七年（1091 年）病逝，享年 81 岁，在那个时候塔已经建成了。因此，过去常常根据这两块石刻的内容来推断赤峰静安寺塔的年代应该是 1072 年到 1091 年。
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经释读后，在第 22 列发现有“塔山于”字样。其前面紧邻的两列，即第 20 列和第 21 列，有“清宁八壬寅年九月乙巳朔二十六庚午曰卯时于”字样。这个精确的时辰以及“塔山”字样，应当是在描述下葬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清宁八年（1062 年）时，静安寺正处于建寺初期。“创建静安寺碑”的记载中，葬佛牙舍利之事发生在咸雍五年（1069 年）。所以 1062 年就有塔是不合理的。
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经释读之后发现，其倒数第二列有“大康十年六月五日”的字样。一般的契丹墓志，结尾处会有年款、书写者的姓名、身份以及墓志作者的一些自谦辞。这个大康十年（1084 年）明显是年款，这表明“耶律昌允墓志”是在耶律昌允下葬 22 年之后刻制的。在刻制的时候，塔已经落成了，所以墓志中出现了“塔山”字样。这样又把此塔的年代提前到1072～1084年。
总之，“耶律昌允墓志”中所记载的塔是辽塔无疑。同时，“萧氏墓志”中所记载的塔也是辽塔无疑。
现存静安寺塔是否为两方墓志中所指的塔呢？此塔的四隅面都有一砖雕菩萨。砖雕菩萨像周边有“凸”字形分界面，这个分界面是在建塔的时候在塔身上预留出来的空位。它是传统辽地典型的塔身大型砖雕镶嵌作法。另外，菩萨的双足各踏着一朵莲，手托着供物，衣纹线条流畅，极具辽代人物雕刻的“曹衣出水”之风。并且，须弥座也是辽代风格。这些表明现存的塔就是“耶律昌允妻萧氏墓志”里所记载的塔，毫无疑问这是辽代的建筑。
②赤峰静安寺塔的形制确认。
此塔先前有残损的情况（如图六所示）。人们始终认为此塔属于普通的辽式密檐塔，仅残存三层，是完完全全的半截塔。并且，塔顶存在一块残缺的圆形砖砌部分，也一直未被视作原构，多年来一直被当作是在半截塔顶进行后世维修时所添加的。
此塔与易县双塔庵西塔等金、元时期的覆钵密檐组合式塔相同，都没有斗拱、阑普、檐柱等砖仿木作。它是三层密檐，檐部的形状是雕刻了莲瓣的枭混曲线，檐上也没有椽飞、覆瓦等。再仔细看那长久以来被人诟病的残损塔顶，它正是一个半球形的覆钵。覆钵之上的相轮已经不存在了。全塔的各个部分，像转角处的八大灵塔处理手法等，和蓟县白塔的形制十分相似。然而塔形钢结构，多年来却没有人意识到此塔是以覆钵收顶的，主要原因是现存类似的实例太少，并且学界对辽塔的形制种类研究得不够深入等。
赤峰静安寺塔的形制得以确认，这表明了辽代存在这类塔的事实。有一座这样的塔只是孤例，或许只是偶然现象。然而，距离并不很近但形制相近的两座辽塔同时存在，就不再仅仅是偶然了。
以后再提及蓟县白塔时，要把它之前的同伴即房山云居寺北塔更换掉，用赤峰静安寺塔来替代。并且房山云居寺北塔与这一塔系毫无关系，赤峰（图七，左）和蓟县（图七，右）这两座塔才是这类塔的最初样式。
（３） “辽式覆钵塔”即“覆钵三檐组合式塔”概念的提出
从前面的分析能够得知，辽代创建且金、元沿用的这类塔，其塔身为覆钵与三层密檐相组合，三檐应是固定的样式，檐下都没有斗拱，只是塔身的截面形状从辽代的八边形过渡到了金、元的六边形。因此可以说所有的覆钵密檐组合塔原本就是这样的。倘若还有人坚决认为是后世改造的，难道在改造的时候还会特意把斗拱去除掉吗？难道不管是建没建完，不管是尚存几檐，都要统统改造成三檐？
所以对于这一类塔，将其定义为覆钵密檐组合式塔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类塔的塔身往上（包含塔身）没有仿木结构，并且仅仅只出现三檐，檐部的形状是枭混曲线，这与辽式密檐塔的密檐有着很大的差别。塔身往上尤其没有辽代砖塔常见的檐柱、阑普等砖仿大木。第一层檐下没有砖仿斗拱，檐上没有椽飞瓦垄，与常见的辽式密檐塔完全不同。这种“三檐”很可能是覆钵体的附属部分。同时，由于它的形制有别于元、清的覆钵式塔（喇嘛塔），所以应该重新定义这类创建于辽，金、元沿用的塔型为“辽式覆钵塔”，或者就称作“覆钵三檐组合式塔”。
三辽代覆钵式塔的建筑背景
１蓟县白塔的建筑背景
接下来谈谈笔者对这类型塔的建筑背景的理解。我们先来看蓟县白塔。
蓟县白塔，也就是观音寺白塔，矗立在蓟县观音寺院内，它位于赫赫有名的蓟县独乐寺的正南方向。观音寺是在明嘉靖年间建造的，在辽代的时候，这座塔或许并不隶属于如今的观音寺。梁思成先生最先留意到：“塔的位置……好像正处在独乐寺的南北中线上……既不偏也不倚，恰好就在菩萨的前面……可以说是独乐寺平面配置的一部分。”这座塔的位置明显是“根据寺庙来确定的”。
独乐寺观音阁在辽代进行了重建，这与统和初年的“尚父秦王”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个“尚父秦王”是韩匡嗣，韩匡嗣是韩德让的父亲，他属于辽代著名的玉田韩氏家族。当时玉田隶属于蓟州，而玉田韩氏这一族具备足够的财力来重建他们家乡的独乐寺。宿白先生曾撰文指出，独乐寺重建的主要目的在于韩匡嗣想要使乡里获得荣耀。当时辽境存在建立家寺的风俗，而独乐寺重建之时正逢韩家势力兴盛之际。所以，这座重建于辽代的独乐寺很有可能是玉田韩氏的家寺。
宿白先生依据 1983 年在蓟县白塔内发现的舍利石函上清宁四年（1058 年）的铭文进行推断。清宁四年的前一年，道宗因韩德让无子，命皇族魏王之子为文忠王，作为韩德让的后嗣。所以，宿白先生认为此塔很有可能是清宁四年为韩氏的家寺独乐寺所增建的佛塔。
蓟县白塔在内覆钵经清理发掘后，发现此塔在建成后不久进行过一次维修。因为清宁三年（1057 年），今北京大兴区附近发生过较大地震。所以推断石函上的清宁四年是地震后维修的时间，并且其始建年代很可能与独乐寺重建的时间相同。因此此塔属于独乐寺的一部分是无疑的。
此外，在蓟县白塔内发现的舍利石函的前方有“中京留守、兼侍中韩知白葬定光佛舍利一十四尊”这样的字样。这个担任中京留守的韩知白，其名字与韩德让的祖父韩知古相近。宿白先生撰写文章认为，他极有可能不是蓟州玉田韩氏的族人。宿先生还提及，元好问的《中州集》卷八记录了韩知白的家世情况：“知白，在辽为官担任中书令，其弟孚担任中书门下平章事。”赐田于盘山，于是成为了渔阳人。笔者认为，韩知白家族的族人后来成为了蓟州人，这当然不能排除他们攀附权势盛大的韩德让这一系，在地震之后，在对韩氏家寺的佛塔进行维修的时候，将舍利葬入其中。
蓟县白塔在辽代的时候属于独乐寺，并且白塔是辽代家寺的附属佛塔。
２赤峰静安寺塔的建筑背景
再来看看赤峰静安寺塔以及它所在的静安寺。从“创建静安寺碑”和“耶律昌允夫妇墓志”的记载中可以得知，静安寺塔与耶律昌允家族有着明显的关联。耶律昌允的四世祖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二弟耶律剌葛，他的祖辈都是辽朝的重要官员。耶律昌允家族拥有投下州义州，而建造静安寺的地方就在义州城北。
清华大学李若水博士在其学位论文里，对《创建静安寺碑铭》进行了分析。他了解到，静安寺从选址开始，到建造过程，以及延请僧人等所有事务，都是由耶律昌允家族负责操办的。并且，静安寺建于耶律昌允投下州城的外形胜之处。这表明，静安寺显然不是为普通信众而建的公共性寺院，而是属于耶律昌允一家所有。由此可见，静安寺最基本的作用就是为耶律昌允家族在世的人以及去世的人祈福。
此外，记载于“创建静安寺碑”中：每当太阳将要落山，曦轮即将坠落之时，舍利的影子会覆盖在坟墓之上。而太师公的旧墟就在其下方承受着荫蔽。由此可见，耶律昌允夫妇的合葬墓应该位于舍利所在的石龛（也就是塔的位置）的东侧不远处。经过考古人员的发掘，在静安寺塔的正东和东南方向大约百米处，一共出土了两座辽墓，其中正东的那座就是耶律昌允夫妇的合葬墓，另一座可能是耶律昌允后代的墓。这表明佛牙舍利特意为耶律昌允夫妇而“尘沾影覆”。并且，对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经”进行解读后，发现其中有“祖父大王之墓”的字样，很有可能其祖辈的墓地就在这个地方。
李若水觉得耶律昌允家族墓地和静安寺的位置关系很紧密。静安寺的遗址在耶律昌允墓东南几十米远的台地上。寺、墓、塔这三者处在从东南往西北的同一条直线上。从耶律昌允墓与静安寺的修建先后顺序来看，先是选定了寺的地址，接着建造了墓，最后建造了塔。墓和静安寺应该是同时规划并修建的，静安寺具备耶律昌允家族坟寺的这种性质。也就是说静安寺极有可能是耶律昌允家族陵域内修造的“家寺”。
义州在《辽史·地理志》中没有被记载，这表明义州所管辖的范围以及其经济实力都不是很大，它属于比较小的州城。正因如此，静安寺更具备“家寺”的性质，所以静安寺塔也就属于辽代家寺的附属佛塔了。
３小结
由此看来，现存有两例覆钵三檐组合式辽塔。这两例辽塔属于辽代的覆钵式塔。并且，这两例辽塔都具有家寺附属佛塔的性质。
辽境有建立家寺的风俗，然而并非所有家寺都建有附属佛塔。功德坟寺在辽国以南的宋境较为普遍，可在辽境见到的实例却很少，静安寺便是辽代贵族建立坟寺的珍贵例子。这或许就是辽代这种家寺的附属佛塔存世数量较少的原因。
金、元两代所建的这种类型的塔存世相对较多。辽代塔身截面形状为八边形，到了金、元时期演化为六边形。北京西郊的白瀑寺塔是辽末金初高僧圆正法师的墓塔，邢台天宁寺塔是元代高僧虚照禅师的墓塔。由此可见，此种覆钵三檐组合式佛塔在辽金时期必然有其特殊的宗教用途。
郑琦在《覆钵式塔建筑艺术》一文中对其形制的由来有这样的看法：当年辽国在征讨突厥和回鹘时，到达了甘州（张掖）、肃州（酒泉）一带。极有可能是跟随契丹南下的工匠，把残留在西北的覆钵塔形制带到了京冀。并且这些工匠还结合了当地原有的楼阁式以及辽金古塔的典型形式密檐式，从而创造出了这些不伦不类的塔形式。笔者认为，称其不伦不类是不合适的。此种类型的佛塔檐部是枭混曲线，三重檐是定制。这种特殊形状的三重檐很有可能象征着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而且其覆钵是半球型，与后世的元、清覆钵式塔相比，更接近古印度窣堵坡原型。其形制的具体成因有待专家学者进一步研究。
四现存的问题
蓟县白塔的考古报告已经问世 20 多年了。前往蓟县独乐寺以及白塔的八方客络绎不绝，他们或是去朝圣，或是去旅游。然而，人们依然没有将覆钵三檐组合式塔视为辽代所创的一种独立塔型。所以，时至今日，仍有此类塔为元代改建的文字出现在报端，比如 2015 年 10 月 25 日《燕赵都市报》登载的《鹫峰寺塔的发现》这篇文章。
文中认为，金朝灭亡之后，旧有的审美局面被打破。因为蒙古人的大力提倡，原本流行于西藏的喇嘛教开始在内地进行传播。而喇嘛塔作为佛塔中的一种新样式，也开始传入内地。
河北阳原县的鹫峰寺塔当时仅建了一半，在金元更替的战乱时期停工了。再次开工时，提倡喇嘛教的蒙古人已成为统治者。佛塔的建造者意识到，按原计划建造此佛塔已不适应新形势，也不符合现实需求。朝廷的审美趣味和方向发生了变化，佛塔的建造也需跟上时代步伐。新建的鹫峰寺塔（图八）上，密檐塔与喇嘛塔实现了完美的结合。文中还指出，鹫峰寺塔的改建是一种大胆的创新，这种创新符合时代潮流和时代精神，让喇嘛塔融入了内地信徒的内心。
为什么到现在还会有这样完全是想象出来的文章发表呢？这是因为覆钵式塔出现在元代这种观念的毒害太严重了。虽然蓟县白塔的真相被大家知晓已经将近 30 年了，但是对它真相的宣传力度是非常不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长期以来赤峰静安寺塔一直处于不被人知晓的状态。所以，对于辽式的覆钵塔，也就是那种覆钵三檐组合塔这样特殊的类型，有必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同时，一些介绍古塔的文字资料也到了需要改写的时候了。
本文是由孙莉和闫广宇进行摘编的。它出自张连兴主编以及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写的《沈阳考古文集》第 6 集当中的《辽代的覆钵式塔》。内容经过了略微的删节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