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网络社群
20 世纪 60 年代初奠定了新的去中心化网络的基础。60 年代末实现了第一批电脑联网。漫长且动荡的互联网历史就此开始。
首先，让我们回顾科技史上的这条重要公理：在创新过程中，技术与社会会共同演进，且会通过不同路径实现，这些路径可能与“社会技术”体系不同。例如，电信运营商的集中式管理看似更简单、更有效，然而去中心化的通信网络最终占据了上风。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一项创新绝不会仅仅因为技术实体需要它就会被人接受。它被接受，是因为它把当时的社会和文化特质与自身发展相联系且获得成功，这些特质对技术创新成功很重要，所以我们称这些特质为“社会技术”特质。
约瑟夫·利克莱德是 ARPA-IPTO 的负责人，他为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动力。之后，计算机科学家罗伯特·泰勒和拉里·罗伯茨开启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获得了多个研究实验室的支持和资助，目的是构建电脑间的通信网络。这一通信网络在不断扩大，它延伸出了新的节点，并且开始走向国际化。在那个时期，工程师、计算机科学家以及政府官员进行了十分密切的讨论。他们的目的是依据伦纳德·克莱因洛克、保罗·巴兰和唐纳德·戴维斯的最初设想，来制定统一的通信协议。
约瑟夫·利克莱德
20 世纪 70 年代末计算机才出现能真正实现通信的协议；1983 年计算机通信协议 TCP/IP 得以确立；温顿·瑟夫和罗伯特·卡恩是计算机通信协议的主要设计师；如前所述，计算机通信协议的确立是集体工作的结晶，凝聚了许多其他参与者的智慧。第 1122 号《征求意见稿》（RFC1122）最终确立了计算机通信协议。人们花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起草了数不清的《征求意见稿》，才让去中心化通信网络的想法成为现实，所以说“数字世界中的一切都来得太快”这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网络覆盖范围在不断扩大，同时网络的使用也在兴起。最初对互联网的使用以及使用它的方式，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后来互联网的特征。某些人的使用以及某些使用方式，比另一些人的使用和另一些使用方式更能起到决定性作用。20 世纪 80 年代初，有三个群体开始使用连上互联网的计算机。其一为军队，他们并非最活跃的使用者，行事较为谨慎；其二是发明了互联网的研究所，他们在互联网使用上很密集，在早期网络上极为活跃；其三是一些爱好者、自由主义者、黑客和嬉皮士。那时，黑客和嬉皮士们年岁逐渐增长，但依然怀揣着用技术解放人类的梦想。
在互联网的传奇历史里，最早的网络社群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初反主流文化社群的一种延伸。其中有一个社群是以斯图尔特·布兰德的《完整地球目录》的在线版本“电子连接”（别称 The Well）来命名的。1985 年，布兰德和曾是“养猪场”成员的拉里·布里连特创建了 The Well。“养猪场”的成员们觉得自己是一群“思想上的裸体主义者”。The Well 是一个用于讨论计算机的论坛，这个论坛最初是围绕《完整地球目录》的内容来开展活动的。从那时起，互联网有了用户。
早期在论坛上交流信息的方式与如今使用类似 Messenger 这样美观可触界面的方式完全不一样。发明互联网的工程师们常去的论坛叫 Usenet。它的使用较为复杂，要求使用者具备良好的计算机技能。即便如此，它依然成为了人们谈论各种话题的地方，人们在这里探讨技术、政治、文化、自身以及诸多其他主题。The Well 是一种论坛，也被称作电子公告板（bulletin board system，BBS），因为当时这些讨论界面就被叫做 BBS。The Well 被视为第一个虚拟社区，它通过生动且活泼的讨论，成功地将互联网的受众范围进行了扩大，使其超出了由互联网先驱者们所组成的军事、技术和学术圈子。
许多嬉皮士怀着痛苦的挫败感回到了家中。
弗雷德·特纳针对这个话题提出了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大胆且有据可查。他认为，随着个人电脑的不断发展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初第一批联网电脑的出现，The Well 所象征的那些电子社区变成了避难所，这些避难所是用来收容 70 年代那些破灭了的希望的。并且，创立了 The Well 社群并且主导其讨论的往往是同一批人。这些人包含斯图尔特·布兰德以及加利福尼亚州反主流文化社群之前的成员。他们对于这个虚拟世界有着相同的关切，也就是再造社会联结的纽带。嬉皮士将他们流放和重生的梦想寄托于数字交流当中。
“虚拟社群”这个词是随着 The Well 而产生的。互联网先驱利克莱德和泰勒等在他们的一些著作里已经开始运用“虚拟社群”这个词，然而它在 1987 年才被人们广泛知晓，这要归功于一位类似“万事通”的嬉皮士记者霍华德·莱因戈尔德（Howard Rhein-gold）。他凭借自己在 The Well 社群里的经历，使用了“虚拟社群”这个词。此词极为成功，致使该社群的相关词汇持续渗透到有关互联网政治文化的讨论当中。
那么，什么是我们所说的虚拟社群呢？首先，它意味着现实与虚拟存在分离和割裂。The Well 社群的参与者以自身自由、活泼、幽默且好奇的精神为傲，虽然这些精神特质在网上较为盛行，但在真正的嬉皮士社区中却无法得以释放。在网上，问题与答案相互交融，无私、团结和互助的精神对所有参与者都产生着影响。早期的互联网社群开创了这种将“线上”与“线下”世界分离的理念。他们觉得虚拟世界比现实生活更丰富、更真实且更有意义，并非如今天的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虚拟世界毫无用处，且充满陷阱与危险。他们认为虚拟空间是一个能够更好地重塑社会关系的空间。
其次，虚拟社群被视为对世界的完全开放状态，它将社会和文化造成的隔阂给颠覆了。互联网先驱们觉得，倘若现实和虚拟必须被区分开来，那恰恰是为了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网民们能够在虚拟世界里改变自身的性别、年龄或者国籍，还可以去体验各式各样的身份。虚拟边界被当作是一种重组社会世界的方式，能让社会世界更完整、更开放。但是，这种愿景属于乌托邦式的。在现实中，The Well 社群的参与者在社会方面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相似性，他们是白人；在文化方面具有相似性，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在政治方面具有相似性，受过教育且绝大多数是男性。他们有着相同的文化价值观，也有着相同的成长史。他们时常一同去体验社区生活，这并不影响他们去鼓励对未知事物的探究，也不影响他们隐藏个人的社会地位，并且以在网络世界中转变身份为乐。他们渴望拥有一个非典型的、没有地域限制的、开放的社区。而联网计算机恰恰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体验。事后去看，这些美好的愿望与社群参与者在社会和文化背景方面的相似性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个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对当时新生的信息和通信社会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盲目性做出了解释。尤其是当这个新生社会宣称要废除文化和社会资源不平等分配所产生的影响时。在现实情况里，人们很快就能察觉到，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界线并非那么牢不可破，而且互联网用户之间的社会和文化资源的不平等在网络空间也存在着。
然而，“社群”一词已融入数字世界的话语体系。如今，在网络空间活动的所有群体，不会说面向某些公众、客户、观众或某个市场，而是宣称面向一个社群。这项被所有人要求继承的遗产，有时不符合先驱者的自由主义精神，可能是累赘的。当时，“社群”指的是网上自发组织的讨论和协作活动。数字世界曾被看作是独立的领地，它允许人们在不同的状况下重塑出比现实生活更为真实且更为平等的社会关系。如今，这种“社群”的精神仍在激励着网络游戏、开源软件以及维基百科上的参与者们。然而，大型商业平台兴起了，匿名网络终结了。网络被大规模使用，平台获取用户行为数据的愿望在不断加强。要维持现实与虚拟、在线世界和离线世界的分离，变得越来越困难。一般来讲，社群并非想象的和独立的领地，而是普通社会关系在数字世界的延伸。当然，存在例外情况，因为网络的多样性是没有尽头的。
互联网先驱留下的政治教训
互联网的发展历程向我们传达了什么呢？我们能够认为 1996 年 2 月 8 日这一天标志着互联网先驱的时代结束了，虽然对这个日期的选取或许并不准确。不过，1996 年恰好是大众网络开始兴起的一年。就像我们在第二章中将会看到的，网络的出现与互联网的出现是两个不同的情况。
1996 年 2 月 8 日，约翰·佩里·巴洛在达沃斯进行演讲。他的这篇演讲意义重大，如同被载入史册的宪法一般。题为“网络空间独立宣言”的该演讲，容易让人联想到西方征服者的姿态。巴洛是互联网历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人物之一，他是加利福尼亚州著名摇滚乐队“感恩死亡”的作词人。20 世纪 70 年代初，他曾身处嬉皮士社群。他还是 The Well 社群的积极一员。他创立了电子前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EFF）。该基金会将捍卫网民自由当作自己的使命。直到今日，它依然在美国社会中保卫着互联网先驱们的价值观。2018 年 2 月，巴洛去世。许多评论家感慨不已。他们意识到，互联网历史中旧的一页已然翻过。新的时代被斯诺登事件、脸书的集中垄断、算法管理以及市场合理化等新现象所填满。
1996 年约翰·佩里·巴洛说了些什么呢？他说他来自一个别样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是那些国家元首和公司高管所不熟悉的，他当天的听众正是这些人。借由那个时代的说法，国家元首和公司高管是“实体世界”的掌控者，这个实体世界涵盖着各类机构、工厂以及产品。他严肃地阐释道，他来自一个非物质的世界，也就是网络社群。一群背景各不相同的人创造了这个世界并将其征服，其中有网络群体、工程师、技术开发人员、黑客、嬉皮士和业余爱好者。这块自由的领土是属于它的创造者们的，他们为这块领土制造出了工具。他们无需参照市场规则和国家规则，就为这块领土定义了属于它自己的规则。
而巴洛不希望网络被市场和国家的烦琐规定所约束。之后，我们要解释这种对数字世界激进且脱离实际的想法存在哪些幼稚和错误之处：此想法认定数字世界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是一个虚拟的流放地。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催生出这个乌托邦式想法的政治计划，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互联网先驱们的遗产。这个政治计划可概括为以下五点：
互联网首先关乎个人。在 20 世纪 60 年代面对封闭社会的守旧观念时，互联网的诞生让人们看到了个体获得解放的希望。互联网是能将权力和自由归还给人们的一种工具。
然而，这种个人主义不能被视作自我封闭，它不是个人的自私行为。互联网重视社群和交流，人们能够自行选择社群，而不是把自己局限在象征个人归属或社会地位的家庭、工作、政党或宗教等圈子里。通过随意改变自己的身份，以及使用与自身性格相符或不太相符的头像，人们可以与现实生活保持一定距离。人们在匿名化的掩护之下，能够释放自身的表达能力。他们不必一直去扮演社会所指定的角色，还可以更加自由地去选择自己希望加入的社区。当时，那在今天备受谴责的网络匿名，被互联网先驱们视作解放的工具。
社会变革是由彼此相互联系的个人所引发的，并非由中央、政治机构、政党或国家的决定而促成。21 世纪头十年的许多社会运动，受到了社会运动先驱们“不夺取政权，但要改变社会”这一口号的鼓舞。数字文化的政治内涵基于这样的想法：互联网用户是彼此相连的，也就是连接了互联网的个人。他们能够像传统政治机构那样改变社会，并且甚至比这些机构更易、更好地改变社会。
互联网先驱们对国家和政治机构存在不信任和敌意，然而他们对市场的不信任要少很多，这一点后来的发展历程得以证实。在 20 世纪 90 年代，自由主义文化与市场经济的价值观相互融合，这种意外的结合造就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式。今天的 GAFA 是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四大巨头的缩写，有时在包括微软的情况下扩展为 GAFAM。它和平台经济如优步（Uber）、Airbnb 等是这种新资本主义形式的典型代表。许多互联网先驱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创建了公司，并且他们中有些人在经济问题上的立场很自由。斯图尔特·布兰德支持罗纳德·里根的去监管政策，埃丝特·戴森也支持。数字文化在自由主义价值观与市场之间来回摆动，正因如此，如今硅谷的一些大亨仍展现出明显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技术拥有能够变革社会的神奇力量。数字创新被视作能够推翻等级制，让传统机构失去作用，并且动摇传统的社会秩序。技术确实被当作政治行动的工具。硅谷公司成为一种象征，意味着数字技术成为一种具有拯救作用的力量。凭借社交网络、大数据、移动应用、算法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能够解决世界上的难题。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坚定地认可这个想法。
互联网先驱们的价值观孕育了硅谷所特有的精神，这种精神把创造力、技术以及创业精神融合在了一起。美国各地有很多所大学都为互联网的发明作出了贡献，然而这种创新性却集中汇聚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这个范围就是连接旧金山和圣何塞的长达 70 公里的埃尔卡米诺高速公路。美国记者唐·赫夫勒在 1971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首次将这个地方称作“硅谷”。彼时，旧金山地区已然是广播、航空以及计算机技术等诸多工业企业的所在之地。正是在这个地方，1957 年成立的仙童半导体公司发明了微处理器，而硅是微处理器的原材料之一。该公司在 1968 年改名为英特尔公司。斯坦福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促成了硅谷独特生态系统的形成。这两所大学是硅谷的核心。在硅谷生态圈里，科研、创业以及鼓励创新的风险资本系统相互之间渗透程度很高。从那之后，世界上的很多大都市都打算创建属于自己的“谷”，并且期望能在其中复制这种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然而却没有获得同样的成功。
这段时期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呢？又是哪些因素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而使社会的轨迹发生了改变，进入了数字时代呢？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夏娃·希亚佩洛（Eve Chiapello）在当代社会学的重要著作《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中认为，20 世纪 60 年代末出现的反主流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它标志着工业资本主义开始向网络资本主义和经济金融化进行过渡。当时所有西方国家都遭遇了一场极为严峻的社会危机。各国的生产力在持续下降，资本与劳动的配置受到了质疑，罢工事件不断发生，青年的抗议活动也此起彼伏。博尔坦斯基和希亚佩洛认为，20 世纪 70 年代的抗议活动包含两种对社会的批判。一种是“社会”意义上的批判，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不平等和社会正义。另一种是“艺术”意义上的批判，抗议者提倡社会关系的真实性以及个人价值的实现。资本主义无法满足第一种需求，也就是经济和社会需求。它能够满足第二种需求，其途径是将公民对自主性和创造性的渴望融入到公司的管理模式里。
反主流文化在孕育硅谷商业模式方面做出了贡献，这或许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经济体在生产等方面转型的最先进例子。硅谷初创企业将经济成功与“酷炫”“个人自主性”等概念快速联结。公司的等级制度被削弱，员工获得了更多的独立性和表达个人创造力的自由。创造力被视为一种认知资本，它是价值生产的来源。工作不再被当作一种外部强加的、以获取工资为目的的约束，而是变成了一种内在动力，成为了人的兴趣。生活不再仅仅是无聊的日常，人们将生活梦想为集体的、能够使人实现自身价值的计划。社会鼓励公民表达和展示自己，以此来显示他们的独特性，而不是倡导低调。
数字世界令人激动，充满创造性。在这个看似不真实的世界背后，隐藏着诸多重要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变化。其一，重视人的个性化；其二，宣扬机会平等，重视个人才能；其三，文化资本有所增加；其四，对传统的社会交往形式和身份认同形式失去信心，更倾向于自由选择要归属的群体；其五，借助互联设备，人们的体验不断加快且不断叠加等。在促使这些变化的诸多因素里，互联网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然而，数字技术给这些变化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极为合适的基础架构。
每年 8 月底在内华达州黑岩沙漠会举行“火人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未受到关注，低调得如同加利福尼亚州嬉皮士文化彗星的尾巴一般。如今，它虽然广为人知，但依然是象征着反主流文化、创造力以及数字创新相互交融的一个符号。有大量年轻的硅谷高管出现在火人节，这一现象十分引人注目。谷歌的创始人拉里·佩奇经常光顾火人节，他住在一个有空调的帐篷里。谢尔盖·布林也经常光顾火人节，同样住在一个有空调的帐篷里。火人节是数字乌托邦的象征。在加利福尼亚州，高科技公司的员工会在这里发泄。他们施展创造性。他们重塑社会关系。他们沉浸在一个宛如世外桃源的奇境中。在离开之前，他们会将自己的作品烧毁。数字文化具有典型的矛盾性：它富有创造性且充满商业气息；它既是小社群的，又是全球性的；它既有强烈的表现力，又带点卖弄色彩；它既是开放的，又是不平等的。这表明互联网先驱们既留下了关于网络的乌托邦世界，也遗留下一系列自相矛盾的事物。互联网最初只有少数人使用，后来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规模庞大的网络，在这个过程中，这些自相矛盾的东西就公开表现了出来。
本文摘自多米尼克·卡尔东所著的《数字文化：公共空间、平台与算法》，由马爱芳进行翻译，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时间为 2025 年 3 月。澎湃新闻获得授权后进行发布，原文的注释已省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