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誉世界的钢结构大师
共和国第一代归国工程师
人民大会堂钢结构设计者
共和国钢结构事业的开创者
奠基人李瑞骅先生回忆录
李瑞骅先生出身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上海中产阶级家庭。他曾在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就读。之后前往多伦多大学，在那里获得了工程学硕士学位，其主修专业为钢结构设计。1952 年他回国。由于抗美援朝的缘故，他不得不绕道欧亚，历经 1 个多月的时间，才抵达上海。在华东工业设计院担任副主任工程师。
1954 年，李瑞骅被调往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之后，又被调到建工部金属结构总局设计室担任主任工程师。他负责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 156 项重大工程，其中包括军用和民用的重点工程。在他的主持下，承担了数量多达数以千计的纲结构设计项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仅塔桅杆结构这一项而言，就有诸如输电塔、电视塔等多种类型，数量达到 1000 多座，这些塔桅杆为我国的广电事业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李瑞骅先生的设计具有开创性且涉及面广。比如有大型公共建筑，有水利工程建筑，还有施工机械方面的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民大会堂主体建筑的钢结构设计。他主持了数千项钢结构设计，且没有一张错图。他在十大建筑庆功宴上，被周恩来总理点名表扬，是唯一受到此殊荣的工程师。
规范是钢结构事业发展的基础工作。李瑞骅先生不仅在设计方面有突出贡献，还是我国钢结构规范的编制组织者以及最后定稿人。在大跃进时期，李瑞骅先生始终坚持钢结构设计的强度技术标准，从而避免了无数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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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的交响》
我作为他的妻子，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与他一同经历风雨。我见证了他对事业的那份执着，他工作时常常废寝忘食。他对名利看得很淡，却对生活充满热爱。他做到了无愧于天，做到了无愧于人，也做到了无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
——张珑（李瑞骅先生妻子）
我与李瑞骅同志共事几十年。他的治学理念具有开拓创新的特点，工作作风既严谨又民主。他极为重视思想品德的修养，作风正派钢结构设计教材，待人诚恳，不谋私利，不贪虚名，廉洁奉公，光明磊落，有着极强的责任心和事业心。他没有专家权威的架子，待人态度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可以说是工程技术人员和专家学者的典范。
——杨明英（原建设部北京工业设计院副院长）
李瑞骅先生是人民大会堂工程中在钢结构设计方面最为关键的技术负责人，他在庆功宴上是周恩来致谢的三位功臣之一。同时，他还是新中国一大批重点工程的钢结构设计的技术负责人，并且是我国第一部钢结构规范的主要编订人。他为新中国钢结构事业作出了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的贡献，是理应被共和国铭记的第一代钢结构大师。
商务印书馆百年文化研究中心总编辑张稷是“合璧之书”的策划人。
精彩试读
外曾祖母对我们家贡献很大，她培养了下一代的高尚道德品质。那时我们家境很窘迫，然而她教导儿孙们要勤俭刻苦，即便人穷也不能志短。她凭借古老的格言来教育儿孙辈，让父亲一辈以及我们这一代都接受了极好的道德教育，明白了做人的道理。许多格言，像“自求多福”，还有“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以及“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另外“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虽愚必智”。我们从小就将这些格言铭记在心头，它们深深刻在我们的脑海里，让我们后辈终身都能从中受益。
我们李家的后代，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没有做过坏事，也没有受过处分，这应该归功于我们从小所接受的道德教育。因此，外曾祖母是天下为人父母者学习的典范，并且是我最为引以为傲的长辈。
父亲十分重视对我们的教育，然而他并不主张死读书，而是希望我们能够全面发展。如今回想起来，我们小时候的生活是丰富多彩且趣味无穷的。在初中的那段时间里，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瑞麒、瑞骏和我对养鸽子这件事最为感兴趣。我们在露台上搭建了一个大鸽棚，这个鸽棚被分成了许多格，每格里面都有一对鸽子，一共有 20 多只。鸽子有固定配偶钢结构设计教材，一对鸽子会长相厮守。每两个星期它们会生一对蛋，其中一个是雄鸽，一个是雌鸽。形状略呈圆的孵出来是雄鸽，形略长的为雌鸽。小鸽子孵出后靠父母喂养，然而两只小鸽中往往有一只更能争得更多食物，从而长得茁壮，另一只则相对较弱。正因如此，我们会自己喂那弱小的一只，并且我们三人都能很熟练地喂它吃豌豆。每日除了喂食之外，都必须进行放飞。还要准备一根长竹竿，在竿头系上红布。时不时挥动红布，目的是防止它们停飞。通过这样的方式，就能够锻炼它们的飞行能力。
回顾青少年时代的各种游戏，它帮助我们获得发展和成长。回顾青少年时代的各种学习，它帮助我们获得发展和成长。回顾青少年时代的各种爱好，它帮助我们获得发展和成长。这些游戏、学习和爱好使我们具有广泛的知识，使我们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使我们具有健康的体魄，为我一生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我到汉口路旧证券大楼上课的时候，已经是初中三年级了。教我们国文的是王蘧常，他就是我当年在育才小学的国文老师。他是一位国学大师，教授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古文。每次上作文课，他都要求我们在一小时内完成一篇用文言文写的作文。我们还常常在作文中加入自己创作的五言诗和七言诗，并且尽量尝试使用排句对句，把小时候读过的唐诗和《古文观止》尽量引用到作文中。
老师批改作文时态度极为认真。对于那些写得好的句子，老师会在边上画上圈；而对于精彩的部分，老师甚至会标以双圈。老师会用甲、乙、丙来进行评分，并且每一等还会分成上、中、下几种。每一篇作文的后面都有老师所写的评语。在英文课上，我们所学的是英文本的《纳氏语法》（Nesfeld Grammer）。数学课程使用的是英文本的《3S 几何学》。国文、英文、数学这三门基础课的水平都比现在中学的水平要高。我觉得中学属于打基础的阶段，只有把这三门基础课学好了，以后在大学阶段才能学好专业课程。我们班上有很多同学很有才能，在各方面事业上取得成就的人不在少数，这与学校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紧密相关的。
当年交大功课的重要在社会上是很有名的，因此有这样的戏言来形容交大学生：“第一年戴着眼镜，第二年带着药罐，第三年带着痰盂，第四年带着棺材。”交大头三年的课程，其分量已经等同于美国大学土木系四年的全部课程。我们使用的教材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是由龙门书店影印的。除了国文课之外，其他老师都用英语上课，正因如此，我后来出国时没有遇到语言方面的障碍。在我们四年的大学学习生活中，周末是不存在的，星期六和星期日都要照常上课。入学过了几周之后，就开始了“三日一小考，五日一大考”的模式，这种考试一直持续到毕业。第一年结束时，大约有五分之一的人被淘汰了，其中大部分是因为体力不支而辍学的。当时的铁路系统情况来看，交大毕业生的薪金比大同大学等其他大学的毕业生要高 20%。正因如此，第一年没考上交大，而在第二年或第三年再次报考的人有很多。
当时省立上海中学和南洋模范的入学率最高，光华附中的入学率次之。我的基础不算很好，然而我的身体在全班是最好的。所以这四年的学习可以说完全是凭借着拼体力才坚持下来的。我记得那时候每天都很疲倦，但是还必须要坚持读书，每晚最多只能睡 5 到 6 小时。我入学的时候，眼睛近视大概在 200 到 300 度之间。经过一年的时间，近视发展到了 500 到 600 度。因此，如果没有强壮的体魄，是无法支撑下来的。
我有一个在公司的好朋友，他是法国裔，名叫费尔（Phil）。他是当地冰球队的裁判员，因此在小镇上很有影响力。那时的他还没有攒够买汽车的钱。他曾约我一起去冰上钓鱼。圣劳伦斯河每年有半年时间处于结冰期，冰层厚度能达到一米之深。费尔建造了一个 1.2 米见方的小木屋。每到冬天，他就把木屋拉到河中央。在木屋的地板正中开了一个可以开启的盖。打开这个盖，下面就是冰。木屋没有窗户，所以屋内很漆黑。当阳光照在雪白的冰上时，把冰凿开，就能清清楚楚地看见几米深的河底和游鱼了。
我们用 1 到 2 寸长的活鱼当作鱼饵，这样大鱼就会来咬。有时候不用鱼饵，还能够用叉去叉鱼。小木屋内必须要有一个煤炉来取暖，并且要有烟囱通向屋外。在屋外周围，我们还凿了很多 10 厘米大的洞，然后放上鱼饵。当看见鱼竿一动的时候，就知道下面有鱼了。我们都穿着溜冰鞋，立刻溜冰赶过去把鱼拉起来。这种鱼皆为鳜鱼，体长约在一尺半上下。因其以小鱼为食，所以肉质格外鲜美。它们性情凶悍，咬鱼饵时会将小鱼和鱼钩一并吞入腹中。起初它不会觉得疼痛，然而当鱼钩扎入肉里，它便会拼命挣扎。拉出水面一两分钟后就会冻僵。大概半天时间便能钓到二三十条，随后我们便收兵回家，把鱼交给房东太太，让她为我们做晚饭。
现在，在出国热潮的氛围中，常常有人问我：“你当初在国外生活得很不错，不但拥有绿卡，还能够入籍。那你为何要回国呢？你后悔吗？”我说：“我的选择是很明智的。我一直都没有后悔过。”我是中国人，要是当时我加入加拿大国籍，就必须舍弃中国国籍，这是我首先不能接受的。再说，我不喜欢那种如同在 La Chine 小镇上所过的平淡且安逸的生活。我收入比较高，但每天都像机器一样工作，没有乐趣，也谈不上进步和创新；生活方面，我能一眼看到几十年后的样子，就像吉米说的那样，先贷款买栋住宅，过几年攒够钱买栋别墅，再过几年又攒够钱买条游船，也就是这样，没什么意思。如果我在那里结婚并组建家庭，通常妻子是不工作的，这样一来就更加难以改变现状了。我有着很强的事业心，我的父辈们都是从贫困中不懈奋斗并成就事业的。这种精神从小就流淌在我的血液之中。
新中国刚成立时，百废待兴。当时还鼓励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我坚信总会有让我成就一番事业的机会，所以我愿意把在国外所学奉献给祖国。此外，还有一个深层原因让我不想在国外长期停留，那就是我是黄种人。在小镇上以及学校的圈子里，我能够相当受欢迎。然而从宏观的角度去看，在一个以白人为中心的世界当中，我始终是无法进入主流社会的。所以我也仅仅只能去做一些普通的工作，要成就一番大事业那是难以实现的奢望。如今，回顾我回国后的这半个世纪岁月。我为建设祖国贡献了力量，取得了一些成果。我在社会上拥有一定地位，受到了尊敬。我有美满的家庭，生活过得十分充实。我能够问心无愧地说：“我没有白白度过一生。”倘若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依然会作出相同的选择。
人民大会堂工程竣工之后，周总理在福建厅举行庆功大会，并且宴请了参与国庆十大工程的主要负责人，我也很荣幸地被邀请参加。我刚踏入人民大会堂的北门，就瞧见周总理已经在客厅的门口等候着了，他那有力的握手以及大幅度的摆动，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宴会期间，我和建工部的刘秀峰部长坐在同一桌。人民大会堂工程在十大工程中居于首位。周总理邀请设计人民大会堂的代表率先上前，以接受他的祝贺。我有幸被选中。我们总共上去了三个人，分别是北京市设计院的朱兆雪总工程师、铁道部的汪菊潜副部长以及作为建工部代表的我。
我们三人走到周总理跟前，周总理说：“祝贺你们获得成功。”接着他和我们每个人依次碰杯，并且一饮而尽。那时站在他身旁的彭真市长问道：“总理您满意不满意？”总理回答说：“满意！满意！”彭真又说：“给个分数吧。”总理伸出一只手，连声说道：“五分，五分！”全场听到后热烈地鼓起掌来。回到桌上后，我们三人认为应该由我们去向总理敬酒。正准备起身前往时，边上的警卫人员说道：“今天总理特别高兴，喝了很多酒，你们就别去敬酒了。”宴会结束后，我们前往三楼小礼堂观看演出。总理从始至终都和我们坐在一起，一直到深夜才尽兴离开。这是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一次光荣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