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文物考古工作。 2020年9月28日起，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风格的考古事业”。 2021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 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民族，是当代中华文化的根基，是维系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华文化创新的瑰宝。”习近平总书记点评文物考古工作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关系文物考古事业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也赋予了新时期考古学科新的历史使命。时代。
十年来，我国考古事业突飞猛进，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如今，中国考古学家正展现出新时代的精神气息，这片古老的土地也焕发着新时代的风采。
十年来，我们探寻文明起源，从考古角度了解中国，聚焦重大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展示中华文明发展历程。
2012年以来，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主动考古发掘项目1900余个。丰富细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展现了中华文明持续、多元、包容的发展，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中华文明发现工程第四期已于2016年完成，第五期研究将于2020年启动。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断努力，中华文明发现工程等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已展示了我国“一百万年的人类历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多年来，中华文明发现工程团队重点关注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三星堆等众多遗址，无论是良渚古城及周边水利系统、陶寺宫的地基，还是石峁台皇城，以及二里头、三星堆的最新发现，这些考古发现和研究不仅证明了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还进一步表明中国拥有多个地理单元，史前文化各个地区的交流与融合，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基因。
“十三五”期间，国家文物局启动了“中国考古”重大专项。主要关注中国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等重点领域继续开展“夏文化研究”和“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的实施。研究》、《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中原地区文明进程研究》、《海岱地区文明进程研究》等专题项目作为边疆考古和石窟寺考古，从开启东亚人类进化研究新篇章的甘肃夏河白石崖溶洞遗址，到揭示罕见完整的湖南理县鸡鸣城遗址。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木构建筑基础，从冈上的“文”城到“田”“夏”粮仓石庄，从祁连山吐谷浑王室墓葬到岸边的黄沙烽火台孔雀河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不仅建立了历史时空框架，而且丰富了历史脉络和分支，对于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近十年来，边境地区考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新疆的石城子遗址、北亭故城遗址，西藏的切尔热遗址、玛浩遗址、格布色鲁遗址、当雄墓地等考古工作都属于建筑区。考古文化年代框架推进了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古人迁徙、前文化发展与环境变迁、汉代军事政治建置制度等重要课题的历史研究。唐代、高原丝绸之路、南亚走廊，无一不见证着中华文化“四通八达”、“包容包容”的精神和品格。各族人民亲如一家的文化基础，各民族文化多样性和团结的精神血脉。
十年来，我们服务大局，推动国家重大建设项目考古文物保护工作有序实施，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据统计，2012年以来，全国共开展基础设施考古发掘项目6700余个。江苏扬州隋炀帝陵、重庆旧鼓楼衙署旧址、山西太原东山明晋王陵、元江苏太仓范存井王朝遗址、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甘肃天柱茶山唐墓等。遗址被发现并得到妥善保护，并通过考古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的建设保存下来，成为当地城市的文化名片。
随着全国各大城市的旧城改造和新城扩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数量快速增长，城市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也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2017年首次启动的“雄安考古”被赋予了非凡的历史意义。在永恒之城，考古是第一位的。据悉，雄安新区已完成考古调查2000平方公里，勘探345万平方米，发掘10400平方米，取得丰硕成果——地下埋藏着大量文物，尤其是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文物王朝，涉及聚落遗址、墓葬、窑炉。南阳遗址、城子遗址、岷州城遗址等文物古迹通过考古变得更加生动，延续着这座未来城市的千年文脉。
同样被基础设施考古唤醒的还有河北崇礼的太子城遗址。 2017年以来，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崇礼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太子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最终确定，这里就是金代遗址中金章宗的行宫。该场地因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冬奥村基础设施项目而曝光。可以说，古老的太子城与现代奥运会结成了“冰冻的恋情”。太子城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也成为奥运会历史上场馆建设与文物保护相结合的新典范。
“先考古、后转移”的制度设计和配套政策的制定，为基础设施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从而实现“考古先行”，为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提供保障。发展。让“先考古后动工”成为全社会共识，实现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相辅相成。
十年来，我们聚焦科技手段助力提升考古能力、发展考古学科，打造了让中国考古事业更加强大的科技引擎。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田野考古提供不竭动力。如今，科学技术不断渗透和融入考古学：
无论是应用于考古调查、测绘、多视点图像三维重建技术、低空摄影技术、机载激光扫描遥感技术，都大大提高了区域地理环境信息采集的科学性、便捷性；或通过浮选、取样、检测等方式对出土文物进行碳测年、同位素分析、痕量分析、古DNA分析等；无论是后来的文物保护和修复，都体现了科技考古的深度介入和融合。
有学者形象地说：“通过跨学科、多平台协作，科技手段可以让考古材料‘说话’”。确实，科技考古方法能否在考古研究中得到更广泛、更有效的运用，已经成为21世纪衡量一个国家考古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尺。可以说，每一次考古发掘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持。
新一轮三星堆遗址发掘始终坚持“项目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协作”的工作理念。挖掘区不仅覆盖着大跨度钢结构温室，还配备了多个恒温恒湿的“挖掘方棚”。除了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外，还有应急分析实验室、微痕应急防护实验室……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我们与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大学和科技公司合作，组织不同领域的知名专家担任学术顾问，形成了田野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每个细节都被用来创建多学科开放考古工作的新模式。
十年来，我们乘风破浪，邂逅美丽的海底世界，探索沉没文明，拓展了中国考古的“广阔空间”。
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修订公布，进一步强化法制保护。截至目前，我国已确认水下文物遗址241处，其中北礁沉船遗址、海坛海峡水下遗址、华光礁沉船遗址、金银岛沉船遗址、珊瑚岛沉船遗址等5处水下文物遗址被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东省、福建省、山东省等文物保护单位划定水下文物保护区，定期开展文物执法和联合检查，有效保障水下文物安全。
2014年，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成立。从此，我国有了专门的、独立的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机构； 2019年，我国首艘水下考古船“中国考古01”号交付使用。这是包租渔船时代的结束。
有人说：“水下考古不仅仅是发现文物，还有责任为中国历史的完整结构提供基础支撑。”
据悉，“南海一号”沉船整体打捞和考古保护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已提取各类文物18万余件（套），为了解南海一号沉船残骸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南宋时期的丝绸之路贸易；对1888-1895年甲午战争沉船遗址的考察，发现并确认了致远、靖远、定远船，不仅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更加客观、真实的资料，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生动的实物教材。爱国主义教育。
十年来，我们让考古学以全新的面貌走进公众视野，让考古、历史研究成果与社会共享，更好发挥历史育人的作用。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发布机制逐步完善。通过进展会向媒体通报最新成果，向公众普及正确、科学的考古知识。如今，“考古中国”成果发布已常态化，推广了50余项考古新发现和成果，得到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每年评选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引领了学科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方向，塑造了学科内涵的精神品格。它不仅是考古工作展示和推广的窗口，也是考古工作者塑造公众形象、展示自我的平台。如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并试图通过引入在线直播、新媒体平台推广等方式打造“云考古”概念，分享终评及时与考古爱好者分享“十大考古发现”，通过会议的精彩内容，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一场考古知识的盛宴。
从力求讲好考古故事的“中国考古大会”，到春晚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新发现，文物考古的热度一直在发酵。仔细想想，“考古热”的本质其实是大众对中华文化热爱的体现。考古热潮让考古走进了公众的视野，激发了公众对文物背后故事的关注，从而让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增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与此同时，“考古热”进一步激发了考古工作者讲述考古故事的热情。他们寻求创新和发展，更加积极地参与公共考古活动。考古遗址开放日、考古夏令营、考古考察游等活动更加丰富多彩。进入课堂和社区是比较常见的。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最基本、最深刻、最持久的力量。”
十年来，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要保持考古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还存在巨大的人才缺口。中国考古学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急需大量的人才。
如何保证考古事业后继有人、人才辈出？
为此，各级各类院校扩大了文物、考古及相关专业的招生规模。围绕高校野外考古实习，推动高校考古专业教学质量提升，国家文物局于2019年、2020年连续召开两届全国高校野外考古工作座谈会。 2021年，《高等学校野外考古实习项目编制指南》印发。为高校开展田野考古实习教学提供指导。国家文物局会同教育部实施国家急需的高层次考古人才培养专项工程。中国考古学会考古教育专业委员会应运而生，考古人才培养受到应有重视。
在岗人才培养体系日益完善，形成了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岗前培训课程、从业人员野外考古实践培训课程、考古发掘项目专题培训课程相结合的培训教育模式领导干部，主题明确，针对性强。 “夏文化考古研究”培训班、佛教考古与石窟寺研究专题培训班、旧石器考古高级培训班、城市考古开放建设工地高级培训班……满足考古发掘各个领域和研究方向的需要，在研究探讨的同时，努力实现学术突破，积极参与相关领域的考古工作。
我们看到，制约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心结”正在逐渐打开。建设世界一流考古机构已列入《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重点文物省市考古机构人员编制大幅增加，有效缓解了基层人员不足的压力。
据统计，2012年至2022年，中国人民大学等24家考古机构和高校获得考古发掘资质。全国有考古发掘资质单位91个，现有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2194人，全部聘用于编制外。拥有辅助考古技术人员近4000人重庆钢结构大棚，已拥有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考古工作队伍。
十年来，我们环游世界，带上手铲去看。 “中国队”集体亮相世界考古舞台。
近年来，中国考古学家积极走出国门，开展国际合作。据初步统计，2016年至2019年，我国32家相关机构赴境外开展联合考古项目36项，涉及亚洲、非洲、欧洲、美洲21个国家和地区，以及40余家国外考古机构、博物馆、考古机构等。大学、基金会等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
2016年，习近平主席在乌兹别克斯坦《人民讲话》、《查魂》通讯社网站发表题为《谱写中乌友谊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指出：“中国国家文物局，中国社科院、西北大学等单位积极与乌兹别克斯坦开展联合考古和古迹修复工作，为恢复丝绸之路历史“史丰茂做出了重要努力”。习近平主席在乌兹别克斯坦《人民演讲》等媒体发表题为《共同创造中乌关系更加美好明天》的署名文章表示：“我们要扩大媒体、教育、卫生、文化等领域合作。 、旅游、新闻、考古、地方交流等领域。”2012年以来重庆钢结构大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明铁佩遗址进行了七次考古发掘。它揭示了汉晋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大城市的基本格局，充分展示了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交流、民族迁徙、思想交融、文明互动。
离开“古丝绸之路上的明珠”，考古工作者走进了古代海上交通动脉。 2018年3月，中沙联合考古项目——沙特萨林港遗址考古工作正式启动。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现更名为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和沙特阿拉伯国家考古中心的考古队员冒着酷暑开展调查研究，挖掘。整个塞林港遗址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分为南部建筑区和北部埋葬区。考古队在建筑遗址区发现了四个阶地，并清理了珊瑚石围墙等遗迹。出土收集了大量文物标本，包括中国宋元青花瓷器、青瓷器、明清青花瓷器以及青铜砝码、阿拉伯陶器和琉璃器等。陶器、波斯釉陶器和玻璃器皿碎片。塞林港遗址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红海之滨，是东西方文明的纽带。这些发现无疑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和塞林港遗址的解读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中国距我们九万里，中国已有五千年历史。这是一个非凡的十年，取得了许多成就。踏上这片古老的土地，追寻遥远的历史迷雾，依然令人回味无穷。中国考古学家为“依靠自己的力量”而自豪。十年来，有变化与改变，有情感与感恩，有坚持与坚守。考古人员的坚忍不拔和勇敢奋斗，清晰可见。他们汲取力量，勇敢前行。中国考古的脚步不会停止。中国考古进入黄金时代将迎来新气象、新成就！
作词：张晨
编辑：杨亚鹏
审稿人：徐秀丽
制片人：李让
